印尼，全球海外华人最多的国家，华人总数超过2000万。然而，华文教育在这里走过了一条崎岖的道路——从被禁绝32年到如今的三语学校蓬勃发展，从老一辈的口口相传到数字化教学的全面铺开。陈玉兰，印尼华文教育资深专家、雅加达客属联谊会中文教育中心主任，在印尼从事华文教育超过20年。在接受中国“东西问”栏目专访时，她分享了华文教育如何在印尼开创新局的经验与思考。

问：印尼华文教育经历了怎样的历史起伏？

陈玉兰：印尼华文教育的历史是一部“压抑与重生”的史诗。1965年“930事件”后，苏哈托政府关闭了所有华文学校，禁止华文报刊和书籍，华文教育转入地下。整整32年，华人子女只能通过家庭私教偷偷学习中文。1998年苏哈托下台后，印尼开始民主化改革。2001年，印尼政府正式允许华文教育重新开展。2004年，第一批三语学校（印尼语、英语、中文）在雅加达、泗水等地成立。如今，印尼已有超过500所三语学校，学习中文的学生超过20万人。这是一条艰难的复兴之路，但我们已经看到了曙光。

问：华文教育如何融入印尼的国民教育体系？

陈玉兰：过去，华文教育是“华人自己玩”，与主流社会脱节。现在我们走的是“融合路线”。首先，我们推动中文成为印尼国民高中的选修外语之一（目前已有部分学校开设）。其次，我们与印尼教育部合作，编写符合印尼国情的华文教材，内容融入印尼本地文化，不再是“中国教材翻译版”。第三，我们鼓励非华裔学生学习中文。在雅加达，一些国立小学已将中文设为第二外语，非华裔学生比例超过40%。这不仅有助于华文教育的可持续发展，也促进了民族融合。

问：数字化技术如何改变印尼华文教育？

陈玉兰：数字化是华文教育“弯道超车”的关键。印尼有2.7亿人口，互联网普及率超过75%，但优质中文教师严重短缺（全国仅约5000名合格教师）。我们用“双师课堂”模式解决——雅加达的优秀教师在线授课，偏远地区的助教在教室辅助。目前，我们已在20个外岛部署了“双师课堂”，覆盖学生1.2万人。此外，我们还开发了印尼首个华文教育APP“中文Go”，提供互动课件、AI口语评测和在线作业。2024年，APP下载量超过50万次。

问：印尼华文教育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？

陈玉兰：最大挑战是师资。目前印尼合格的中文教师约5000人，但实际需求至少2万人。许多老师是退休的华人长辈，缺乏教育学背景；年轻一代华人对教师职业兴趣不高。我们正在做三件事：一是与中国的师范大学合作，定向培养印尼籍中文教师；二是提高教师待遇（目前月薪约500美元，偏低）；三是引入“志愿者教师”计划，邀请中国和台湾的毕业生来印尼支教。此外，教材也需持续本土化——不能直接用中国的教材，因为印尼学生对中国历史不熟悉，需要更多印尼元素。

问：如何看待“中文热”对印尼华文教育的推动？

陈玉兰：过去十年，中国经济崛起带动了全球“中文热”，印尼也不例外。许多印尼家长送孩子学中文，不是因为华人身份认同，而是因为“中文是谋生工具”。中印尼贸易额已突破1000亿美元，中资企业在印尼雇佣了大量本地员工，会中文的起薪比不会的高30-50%。这促使许多非华裔家庭让孩子学中文。我们的三语学校中，非华裔学生的比例已从2010年的5%上升到2024年的25%。这是好事——语言的生命力在于实用。

问：中国对印尼华文教育有哪些支持？

陈玉兰：中国政府的支持非常重要。中国教育部每年向印尼派遣约100名汉语教师志愿者，提供教材和培训。中国驻印尼大使馆还设立了“华文教育基金”，每年资助50名印尼学生到中国留学，学成后回国从事华文教育。此外，中国大学（如北京语言大学、暨南大学）与印尼高校合作，开设华文教育硕士项目，培养本土师资。可以说，没有中国的支持，印尼华文教育不会发展这么快。

问：对未来十年印尼华文教育有何展望？

陈玉兰：我希望看到三件事：第一，中文成为印尼国民教育的必修外语（至少是选修）；第二，数字化教育覆盖所有外岛，缩小城乡差距；第三，培养出新一代印尼土生土长的中文教授，不再依赖外援。华文教育不仅是语言教学，更是文化传承。当印尼华人孩子能用中文写出自己的诗、用中文和祖籍国的亲戚聊天，我们的工作才算成功。

采访结束时，陈玉兰用一句客家话总结：“宁卖祖宗田，莫忘祖宗言。”（宁可卖掉祖先的田地，也不能忘记祖先的语言。）这或许就是印尼华文教育者最朴素的心声。

※ 本文基于东西问栏目对陈玉兰女士的专访整理，数据截止2025年4月。转载需完整保留出处。